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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葬礼G7轻视态度毫无掩饰日本脱亚入欧连个寂寞都捞不着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国葬典礼9月27日下午在东京举行。包括约200个国家及地区、国际机构的代表团在内,国内外共计4,183人出席了葬礼。

值得注意的是,七国集团(G7)的现任元首一个都没有前往东京参加葬礼。美国副总统哈里斯算是最高级别的一个在任领导人了,法、德、意、英等国家派出的都是前总统或者前总理。 德国本来要派出声望很高的前总理默克尔参加葬礼,但是最终改为了前总统伍尔夫(在德国,总统没有实权和存在感),而加拿大的现任总理杜鲁多之前声称要出席安倍葬礼,但是临行前两天突然以国内有事为由取消了行程。

很多网友认为,安倍晋三作为前首相,G7方面派出的人选已经很不错了,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这样的“礼仪规格”并不符合日本在西方国家中的重要位置。

我们先拿美国来说,拜登上台之后非常重视东西方盟友的关系,2022年6月岸田文雄更是首次出席了北约峰会。而对待日本举行的安倍晋三的国葬一事上,西方主要国家派出的领导人规格明显太低,明显不给日本面子。

要知道,在1980年前首相大平正芳的葬礼上,出现了时任美国总统卡特。2000年举行的前首相小渊惠三的葬礼上,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和韩国总统金大中都赶来出席。

说白了,西方国家从骨子里就没有将日本放在眼里,日本孜孜不倦的一直努力的脱亚入欧、加入西方世界,但根本没有获得他们的认同和尊重,与对待英国女王的葬礼相比,西方对日本的轻视、傲慢之心几乎毫无掩饰。

而和G7国家正职领导人的缺席不同,亚太国家普遍给了日本足够的尊重。中国、韩国、新加坡、越南、印度、斯里兰卡等国都是现任的领导层人士参加了安倍葬礼,就连位于大洋洲的澳大利亚,也是总理阿尔巴尼斯亲自出席。

西方国家没有把日本放在眼里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因为日本“非我族类”,既不是白种人,也不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既不是日耳曼人,又不信基督教。所以,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心中,日本的地位其实和土耳其差不多,顶多是个“工具国”,谈不上什么感情,更没有什么共同的文化基础。

这样的结果,恐怕热衷于“地球仪外交”的安倍想不到,试图想搞“葬礼外交”的岸田也没想到,整个日本可能都没想到,现在留给日本的除了尴尬还是尴尬。

拜伦、王尔德、伍尔夫……你想和这些已逝的作家聊什么?

拜伦、王尔德、伍尔夫、兰姆……你想和这些已逝的作家对话吗?你阅读他们作品的时候有什么问题吗?你想知道那些关于他们的传闻究竟是真是假吗?现在,答疑解惑的机会来了。

今年十月他们四位的珍贵手稿将从大英图书馆来到乌镇的木心美术馆展出。单读与大英图书馆合作,面向大家征集关于这四位作家的问题,并由本次展览的策展人亚力山德拉·奥特 ( Alexandra Ault )进行解答。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提问,大英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ID: TheBritishLibrary )和单读下周将会分别发出回答。

为了增进大家对这四位作家的了解,我们特别整理了他们的轶事,希望能让大家对他们的生平、作品、所生活的时代产生更多好奇和疑问。

拜伦、王尔德、伍尔夫、兰姆……你想和这些已逝的作家对话吗?你阅读他们作品的时候有什么问题吗?你想知道那些关于他们的传闻究竟是真是假吗?现在,答疑解惑的机会来了。

今年十月他们四位的珍贵手稿将从大英图书馆来到乌镇的木心美术馆展出。单读与大英图书馆合作,面向大家征集关于这四位作家的问题,并由本次展览的策展人亚力山德拉·奥特 ( Alexandra Ault )进行解答。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提问,大英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ID: TheBritishLibrary )和单读下周将会分别发出回答。

为了增进大家对这四位作家的了解,我们特别整理了他们的轶事,希望能让大家对他们的生平、作品、所生活的时代产生更多好奇和疑问。

英国作家。著有《达洛维夫人》、《到灯塔去》等。意识流文学代表人物,也是二十世纪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先锋。

出身书香门第的伍尔夫从小受到良好的文学教育,但根据当时惯例,只有家中的男孩被送到了剑桥大学读书。

爱尔兰作家、诗人。著有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童话集《快乐王子及其他故事》等。英国唯美主义艺术运动的倡导者。

当时有一部讽刺花花公子(aesthete)的轻歌剧在英国大受欢迎,剧院希望把它推广到美国。为了达到宣传效果,他们决定邀请一位真正的英式花花公子到美国去。于是他们给王尔德发了一封电报,谎称有五十家美国机构希望他去做演讲。

柯南·道尔跟王尔德吃过一次晚饭,并对他大为欣赏,所以在写作《四签名》的时候,把他的特质融入了福尔摩斯的角色之中。

手稿显示,他本来写的是“直接刺毁了画像”(“ripping the thing right up”),后来又加上了“从上往下”(“from top to bottom”)。这令人联想到“杰克开膛手”凶残的作案手法。

王尔德因“与其他男性发生有伤风化的行为”而被起诉。他在庭上做了著名的关于“不敢言说的爱” (“the love that dare not speak its name”)的辩护。

英国浪漫主义时期著名诗人。著有长篇诗歌《唐璜》《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等。

除了支援大量资金,他还亲自参与到对奥托曼帝国军队的作战指挥中,尽管他此前并无军事经验。

英国作家。著有《伊利亚随笔》,并与姐姐玛丽合写给英国儿童的通俗读物《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这本书对于莎士比亚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和推广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他 15 岁便到南海公司( South Sea House )工作,此后从 17 岁开始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工作了 33 年。

他和姐姐玛丽都患有精神疾病。玛丽在发病时曾失手杀死他们的母亲,这成为他持续的心理创伤。

与《莎士比亚故事集》一样,这是一本为儿童写作的书。“尤利西斯”是奥德赛的罗马名,而乔伊斯后来也以这个名字创作了他的意识流名篇《尤利西斯》。

“木心的讲述:大英图书馆珍宝展”将于 2017 年 10 月 15 日至 2018 年 1 月 14 日在位于乌镇的木心美术馆展出。木心先生极其赞赏英国及爱尔兰的诗歌、戏剧和小说,此次展览将展出他最喜爱的四位作家的手稿,包括拜伦勋爵、查尔斯·兰姆、奥斯卡·王尔德以及弗吉尼亚·伍尔夫。

大英图书馆是英国的国家图书馆,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研究型图书馆之一,其收藏的研究材料在全世界规模最大、题材最全。大英图书馆的收藏迄今有 250 多年的历史,藏品数量 1.5 亿多件,覆盖了有记载人类文明的每一个阶段。目前,大英图书馆官方网站 的年访问量可达 1000 万人次,观者可在线 万部已数字化的馆藏,总共超过 4000 万页之多。大英图书馆中文网站 ( 也于今年四月上线 多篇文章,其中包括对本次赴乌镇的作品和作家的解读赏析,以及木心与英国文学的相关主题文章。

亚力山德拉·奥特 ( Alexandra Ault ) 将会为大家答疑。她是“大英图书馆在中国”项目主策展人,也是大英图书馆西方遗产部现代手稿及档案策展人,主要负责西元 1601至 1950 年的历史文献及手槁。亚力山德拉是一位艺术史学家,毕业於伦敦大学考陶尔德艺术研究所。她的研究兴趣包含 19 世纪出版品及印刷品制作、1780 年至 1820 年英国早期水彩画。

易立竞出圈那你知道这位好莱坞毒舌娱乐记者吗?

知性大方,内敛冷淡的气质,和作为专业成熟,独立成功的职业女性,她一出现在屏幕中,就获取了诸多关注与讨论。

她的气质和身份在大众眼中实在是稀缺过少,于是伴随着她的审问式吐槽,她和参加的节目多次登上了热搜榜。

易立竞,社会新闻记者、财经记者、文化记者,现为访谈节目《立场》主持人。她从1999年开始做记者,分别做过财经、社会新闻、文化等领域的报道。曾任《南方人物周刊》高级主笔。其有《病人崔永元》《李亚鹏:我不是个放浪形骸的人》《中国演员访谈录》等作品,被粉丝亲切称为“故事大王”。2021年1月31日,参加的有关吐槽的综艺节目播出,迅速走红网络。

这也吸引了小编我的眼球,于是本着就看热闹吃大瓜的心态,小编看起了易立竞的采访节目,不看不知道,一看哈哈笑。她真的太猛了!

是不甘与世界妥协,却毫无演艺代表作,年老却要扮嫩,不管多老都要做花瓶的花瓶精神吗?

别再骂男人了,一两次可以,但不能一直骂!一直骂男人他就受不了了,他就会说,你骂我就骂我,怎么还唠叨起来了呢?你不知道我们男人最怕女人唠叨吗?

不过她对语文语法的熟练运用和丰富知识的储备量离不了她在媒体界辛辛苦苦打拼的十几年。

然后小编就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点,易立竞拿笔采访的样子,很像一个美国资深娱乐记者——赫达霍珀。

赫达·霍珀,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原为百老汇女演员,1913年与德伍尔夫·霍珀结婚。1915年来到好莱坞,进入电影界并在一些影片中担任配角;1922年,她俩离婚,她继续在好莱坞当演员并成为著名交际花。后来成了著名的专栏作家。

1959年,她获得好莱坞外国记者协会授予她的金球奖。于1966年2月1日去世。

她的采访名言是——“绝不放过任何一个人。说所有人的坏话,一直都是这样。被说成是一条眼镜蛇很让人高兴。如果有一天别人说我很好,很亲切,很客气,我将会气死。”

比如她利用女明星之间的竞争关系,巧妙地扇阴风点鬼火,为自己创造了多年的娱乐八卦素材。

于是她从琼·克劳馥那里打听八卦,同时,也利用手中的笔帮琼·克劳馥打击贝蒂·戴维斯,使其在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角逐中败北。当然这是因为贝蒂戴维斯对她的冷漠与忽视。

她的恶毒和她的诽谤人的兴致,与她的3200万读者数量成正比。她的作品就是八卦,这使她成为好莱坞名利双收的一份子。

显然,易立竞和赫达·霍珀是不同的,她明显有着传媒人的素养,她对于人物的描写与访谈,都来源于她对于人物本身深刻的采访。

而之所以将两者作比较,是因为两者都受到了大众的喜欢,也让民众更加了解到明星们的生活。

一言概括就是易立竞采访的是人物,是希望真实呈现的人。而赫达·霍珀采访的是明星,是能够带来流量的商品。

体育快餐]

诺维斯基获德国体育最高荣誉 据雅虎体育报道,达拉斯小牛当家球星德克诺维斯基日前被德国总统伍尔夫授予了德国体育最高荣誉——银月桂叶奖章。诺维斯基将代表德国男篮出战即将开始的欧洲篮球锦标赛,如果能杀进最后的决赛,他们将直接晋级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正赛。

济科火线签约伊拉克队 前日本国家足球队主教练、巴西球星济科29日与伊拉克足协签约,正式成为伊拉克队主教练。距伊拉克队与约旦队的20强赛首场小组赛只有不到4天的时间,58岁的济科可能连球员都认不全就得指挥球队上阵。10月11日,他将带队客场对阵中国队。

劳尔助沙尔克04追平拜仁 在28日进行的德甲联赛中,西班牙老将劳尔用一个进球帮助沙尔克04以1∶0小胜门兴格拉德巴赫。凭借这场胜利,沙尔克04在积分榜上与拜仁同积9分,但因净胜球劣势暂居次席。

新赛季皇马6∶0强势起航 北京时间昨日凌晨,皇马客场6∶0大胜萨拉戈萨,取得西甲开门红,也追平俱乐部在西甲联赛最大客胜记录,1987年9月他们曾7∶1客场大胜,被“蹂躏”的同样是萨拉戈萨。C罗上演帽子戏法,马塞洛和阿隆索各入一球,替补出场的卡卡锦上添花。记者柳宝来

湖南省美式8球大奖赛落幕 湖南省美式8球大奖赛日前在长沙绅迪台球俱乐部落幕,颜宇庭获得冠军及万元大奖。本次湖南美式8球大奖赛是由湖南省台球协会主办、长沙绅迪台球俱乐部承办的,奖金堪称近年来湖南业余美式8球赛之最,共有127名选手参赛。记者柳宝来

中韩天元对抗陈耀烨赢下首局 第15届“同里杯”中韩围棋天元对抗赛昨日在同里落子。中国天元陈耀烨九段执黑以2又3/4子优势击败韩国天元崔哲瀚九段,赢得三番棋首局比赛的胜利。双方第2局比赛将于31日进行。记者向群 实习生李秋生

恒大组织专家考察青训基地 在广州恒大与皇马达成合作协议,将在中国建立亚洲最大的万人足球学校后,恒大很快就组织专家团展开调研,学习国际著名俱乐部青训经验与培训模式。日前,调研小组已飞赴西班牙考察巴萨俱乐部拉玛西亚青训营以及皇马青训营。最后一站将是荷兰阿贾克斯青训营。记者向群 实习生李秋生

德国总统伍尔夫:解决希腊问题需着眼于未来15年

德国总统伍尔夫表示,解决希腊问题需要着眼于未来15年,不能满足于短期方案,银行和评级机构应该在这个过程中承担更多责任。

德国总统伍尔夫(ChristianWulff)周日(10日)表示,解决希腊债务危机所需的时间远远长于欧洲许多人现在的预期,这也需要“整体观念”。

伍尔夫指出,不能仅仅满足于能够维持三个月的解决方案,而应该着眼于未来10年乃至15年。“希腊解决这个问题所需的时间也长于许多欧洲人现在所认为的观点”。

伍尔夫同时认为,银行业者和评级机构应该在这场欧洲债务危机当中承担更多责任。他表示,公众目睹银行业者和评级机构各自玩自己的把戏,并且赚的盘满钵满,但却不以适当方式参与解决这个问题。

伍尔夫表示,勾心斗角之术必须得到克服,“我们需要不同的银行业结构,我们需要不同的评级机构结构,我们明显需要更多制裁机制”。

德国前总统伍尔夫接见企业家童禧派对创新理念赢好评

4月25日至27日,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隆重举行。本届高峰论坛是“一带一路”框架下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国际盛会,汇集了来自于150多个国家和90多个国际组织的近5000多位外宾,德国前总统克里斯蒂安·武尔夫就是其中之一。童禧作为我国亲子服务行业中的佼佼者,也有幸与克里斯蒂安·武尔夫进行会谈,增进了中德两国之间的友好情谊。

克里斯蒂安·武尔夫对于中国有十分深厚的感情,他曾经当过七年的德国下萨克森州州长,而下萨克森州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就与中国安徽省结成了友好省州,他的家乡奥斯纳布吕克也与合肥结为了友城。在高峰论坛上,他表示,“一带一路”为所有参与方及中小企业提供了非常平等的合作机会,加强了中德双方的合作活力。中国是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这种紧密的关系将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获得新的活力,并不断拓展新的内容。

本次高峰论坛还首次举办企业家合作大会,为各国商业搭建合作平台,童禧创始人林道芬应邀出席此次大会。童禧是一家潜心研究与开发“设计幸福”的未来机构,专注于为中国亿万家庭提供专业化水准的儿童生日派对文化服务机构,童禧认为,幸福是人类永恒的追求,童禧派对研究所始终坚信,只有用幸福感做推力,我们才能更好地让宝贝们学会如何触摸这个世界。而孩子是家庭幸福的源泉,派对文化则能塑造孩子的全新幸福观,通过对场景式派对活动的研发及全球引进,重构家庭亲子幸福体验,让亲情得到大限度互融与放松,让更多的家庭拥有幸福”Moment”。

派对文化源自于西方文化之中,是西方社会中的人们聚在一起用于庆祝和休闲的一种方式。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西方派对文化的精髓,童禧创始人林道芬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特别从两国文化的角度与克里斯蒂安·武尔夫进行交流会谈。在会谈的过程中,林道芬从他身上认识到了更多不同国家、民族、信仰间的文化差异,知晓了他对于派对文化的想法与理解,并从中受到了许多启发。

为了感谢这位笑容迷人的德国前总理,童禧还为其送上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中国传统的剪纸艺术,以表达童禧对克里斯蒂安·武尔夫远道而来的欢迎与尊敬。剪纸是蕴含了中国丰富历史文化的民间艺术品,这份礼物虽不是十分名贵,但依然获得了武尔夫先生的喜爱。

童禧创始人林道芬表示,通过这一次的会谈,她对童禧未来的发展方向有了更为明确的目标,那就是成为最优秀的“设计幸福”的儿童派对专家。她相信在新的合作机遇下,童禧一定能发挥出更大的团队活力与品牌辐射力,为全国家庭策划出更具创意性的派对体验方式,帮助他们在派对活动中体验到温暖与快乐,促进家庭亲子之间的情感交流,打造充满幸福感的家庭生活。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美国高尔夫球大师赛:舍夫勒首次夺冠 “老虎”伍兹名列第47

中新社旧金山4月10日电 当地时间10日,第86届美国高尔夫球大师赛在佐治亚州奥古斯塔国家高尔夫球俱乐部结束全部比赛。世界排名第一的美国选手斯科蒂·舍夫勒打出71杆,以低于标准杆10杆、278杆的总成绩赢得首个大师赛冠军。伤后复出的“老虎”伍兹总成绩位列第47。

舍夫勒手握3杆优势进入决赛轮,与史密斯·卡梅隆同组出发。在第3洞和第7洞连抓两个“小鸟”,第10洞吞下“柏忌”后,舍夫勒在第14洞和第15洞再次接连收获“小鸟”。低于标准杆12杆的成绩保持到最后一洞,舍夫勒出现失误,吞下双“柏忌”,但已无碍胜局。

舍夫勒赛后坦言,他在打完第2轮后首次想到自己或许有机会穿上绿夹克。“我一直梦想参加美国大师赛,现在成为大师赛冠军,可以终生参赛,心情无以言表。”

落后舍夫勒10杆出战的麦克罗伊决赛轮全场无“柏忌”,打出64杆,以平大师赛决赛轮历史最佳成绩的表现获得亚军。

伤后复出的“老虎”伍兹本轮仅抓到1个“小鸟”,吞下5个“柏忌”、1个双“柏忌”,交出78杆,以301杆的总成绩排在第47位。伍兹赛后说:“对于本周,我一直持着感恩的态度。我不仅能够上场打球,首轮还表现得很好。就在几星期前,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能否参加这场赛事。虽然仍需时间恢复,但我会再次回来。”

美国大师赛是年度首场男子高尔夫球大满贯赛事,每年4月在奥古斯塔国家高尔夫球俱乐部举办。本届大师赛总奖金额提升至1500万美元,作为冠军,舍夫勒获得270万美元。这一冠军头衔也让25岁的舍夫勒进一步巩固了世界排名第一的位置。(完)

“我是德国政客而不是流亡的伊朗人”

编者有线号。虽然已过去一年,但任然有很强的时效性。时过境迁。两位受采访者的身份发生了很大变化。Bijan Djir-Sarai成为自民党新一任秘书长,Omid Nouripour则成为绿党准。自民党与绿党都是当下德国新政府执政党。这篇采访对在德华人很有借鉴意义。我想下次把这个话题单独拿出来聊。

在本篇访谈中,两位德国联邦议院议员Bijan Djir-Sarai (FDP,自民党)和Omid Nouripour (Die Grünen,绿党),谈论了他们在德黑兰度过的童年,在移民德国后所受的侮辱,以及德式散步(Spazierengehen)。他们也争论了对待伊朗的正确态度。

在政见上,两位联邦议会议员Djir-Sarai(43岁)与Nouripour(44岁)并没有太多共通点。然而,生活经历却将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都在德黑兰度过童年,都在伊朗革命后以政治难民的身份来到了德国。即使已经是德国公民,两位至今仍在努力争取社会的认可。

《明镜》:Djir-Sarai先生,Nouripour先生,你们都在伊朗出生,在童年时期就来到了德国。那么对你们来说,哪儿才是故乡?

Nouripour:我的故乡是法兰克福,是黑森州。当然也是德国,同时也是欧洲。

Djir-Sarai:我的故乡也是德国,是莱茵地区,是诺伊斯莱茵县的格雷文布罗赫(Grevenbroich)。

Djir-Sarai:是的,而且发音是(broch)而不是(broich),因为i是莱茵地名常见的延展i,不发音。

Nouripour:我来自伊朗,是伊朗裔。但是当我回德黑兰的时候,没有回家的感觉。

Djir-Sarai:我也有这种感受。德黑兰对我来说不是家乡。我去那儿的时候,没什么家的感觉。但它对我来说也不只是一座普通的城市,我还是能感受到一种内在上的连接,这种感受很难描述清楚。当我去父母家、去我曾经的小学时,那些建筑物对我来说也不太一样。

Nouripour:我曾经去过一次我出生的屋子。现在它已经被拆了,但去那里还是挺让人感慨的,每个街角都有回忆:我们在这里玩过弹珠,在那里打过架、踢过球。

Djir-Sarai:就好像一个没有愈合的老伤口。我曾以为自己已控制住了这种情感,但直到我当了父亲,一切回忆又重现眼前。我离开伊朗已经32年了,但这种伤痛从来没有一刻止息。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跟Omid(Nouripour)性格完全不一样。

Nouripour:我为自己失去故乡而感到痛苦,也为发生在伊朗的事情感到难过。我们的故事是整整一代人的故事,他们在监狱、在前线失去了生命。

Djir-Sarai:当我告诉这里的人们,我在1987年时只身一人来到德国,那会我才11岁,没有父母陪伴,人们都很惊讶,觉得那一定很可怕。但对伊朗人来说,这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

Djir-Sarai:当时,伊朗正在与伊拉克交战,战争不知道会持续多久,最终我投奔了住在德国格雷文布罗伊希的叔叔,其实我的父母和妹妹后来也打算来德国与我团聚,但没有成功。最后,他们决定留在伊朗。

Nouripour:我的父母当时觉得,孩子留在伊朗没有前途。当时有一条规定,男孩14岁以后不允许出国,以防止他们逃兵役。我的妹妹虽然大学入学考试成绩很好,但因为她周五从不去做祈祷,所以没有通过意识形态考试。当时,我们一家人弄了个内部投票来决定是否离开伊朗,我父亲的决议被否决了。对我的父母来说,这是个艰难的决定。他们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做着机场的高管,收入很不错。但我母亲不久就辞去了工作,因为她作为女性,公民权利在革命后被削减地越来越多,她觉得这有损她的权威,毕竟她手下管理着八、九十个男人。

《明镜》:1980年,萨达姆进攻伊朗,您在战争中度过了部分的童年。那段时光对您有怎样的影响?

Djir-Sarai:我记得电视上的安全预警。比如看足球时,突然就插播一则伊拉克袭击伊朗的影片,然后播报:注意,注意。灯光灭了,你就必须找个地方躲起来。又或者警笛长鸣:晚上听到警笛声是挺可怕的,但白天的空袭更糟糕,因为我们能看到飞机,知道他们现在正向我们投炸弹。

Nouripour:我当时并不了解局势的严重性,战争对孩子来说像是一种乐趣。我和表弟会把空袭警报录下来,播放给大家听来吓唬人。我们还会偷偷溜出防空洞,观看天空中刺眼的炮火。在学校,我们有军事课,整个班级还去前线接受了教育,我到现在还能拆开卡拉什尼科夫步枪。

《明镜》:伊朗政权鼓励您当时那个年龄段的男孩上前线。您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Djir-Sarai:在学校,我们被要求给前线的士兵写信。我们的校长一有机会就告诉我们,成为一名殉教烈士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事情。

Djir-Sarai:一点没信。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注意到有些事情是不对的。

Nouripour:在这样的体制下,你从小就学会了撒谎。你在家里被教导要在外面讲不同的东西。有一次我对奶奶说:我不知道该相信谁了。我永远不会忘记她回答我的话:我们在家里说的是实话,而外面的人会对你撒谎。

Nouripour:当我来到联邦议院时,我与来自前东德民权运动的同事很快就能彼此理解了。经历过不自由后,你就变成了不同的人。

Djir-Sarai:我觉得大家都很欢迎我。邻居家的孩子跟我一起踢足球,老师在课后给我补习德语,后来还有人邀请我加入射击俱乐部。我对这些经历充满感激。

Nouripour:当时我对德国并不感到陌生。来德国之前,我就曾去过法兰克福度假,也已经开始学习德语了。一到德国,我立即结识了一些朋友,他们至今仍是我最好的朋友。当时他们也教我德语,纠正我的错误,从来没有嘲笑过我。

Nouripour:总是有一些奇怪的人和事儿。我们已经算是社会融合的标杆了,就好像王冠上的宝石。我的妻子来自东威斯特法伦,你的妻子是哪里人?

Nouripour:我的孩子有一头金发,我代表德国人民进入了联邦议院,我在国外代表德国的利益。但当我在商场为老太太扶着门时,她眼里有时候还有些许惊讶。直到今天情况依然如此。

Nouripour:就是因为上面说的这些事。电影《捉鬼敢死队》表现了这种负面的能量,世上有些东西是不对劲儿的,我想为改变它们做一些事。1993年,我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塞姆·厄兹德米尔(Cem Özdemir),这时我才意识到,不一定非得是金发碧眼才能参政。对绿党来说,出身并不重要。

Djir-Sarai:厄兹德米尔对我来说也很重要。我在电视上看到他,看到他以德国议员的身份出现在那里感到很兴奋。

Djir-Sarai:就好像孩子不想在放学后也跟老师呆在一起一样。而且自民党里也没有人问我的出身。他们只想知道我的能力和目标。在那时,我就对外交政策感兴趣,而当时自民党由汉斯·迪特里希·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领导。当时我很想改变世界。如果没有在伊朗的经历,我可能就不会从政了。在德黑兰的童年经历使我对政治非常感兴趣。看到一个社会如何变得激进,如何引发战争和苦难,这激励着我从政。

Djir-Sarai:在2009年联邦议院选举的晚上,我父亲激动地哭了。但对我来说,融合早就不是问题了。2004年,我成为诺伊斯莱茵区自民党的议会,并担任了五年的副区长。我想把自己交付给我的祖国,没怎么考虑过融入问题。

Nouripour:在我的政治生涯开始时,我有意识地选择了融合作为主题,因为这正是我从政的原因。我为此写了书,并在绿党的联邦执行委员会中参与了关于移民法的谈判。但不可否认的是,玻璃天花板是客观存在的,不可避免地会影响人的政治生涯。

Nouripour:我曾经起诉过一个人,因为在火车上喝得醉醺醺的他对我叫喊:“在以前,你这样的人会被送进毒气室”。我做这份工作的时间越长,收到的仇恨邮件就越多。15年前,一个月有两封,大部分还是匿名的。而今天,包括社交媒体在内,每小时就有两个,并且大多数还不匿名。但仇恨不仅来自,也来自主义者、伊朗人民圣战者或厄立特里亚政权的大人物。

Djir-Sarai:反正作为政治家普遍不太受欢迎。当你有移民背景时,你必须“多穿一点”才能不被伤害。有些人曾在咨询台前当着我面说:反正你对我来说不是德国人”。而有时候一些言论太愚蠢了,以至于我都会给个有趣的答案。

Djir-Sarai:我会答:“大约五到六次”。然后他们问。朝向麦加? 我说,不,朝着议院的方向。 我们笑着谈论它,我也试着自信地处理它,但它也会困扰我。

Djir-Sarai:我通常会试着迅速克服这样的事情,或者开个玩笑。但这是非常伤人的。我有个前女友,她父亲问我是否会打他的女儿,他说这在你们那儿的家庭中挺常见。或者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你成为德国人后有什么变化?我会答道:当我拿到入籍证明那一刻时,我立即变得乳糖不耐受,想去来个德式长途漫步(Spaziergänge)。说真的,我一直不理解我岳父岳母这一点:他们只在星期天去散步。

Nouripour:我的妻子也总是拖着我去散步。我通常是面无表情地去,然后高高兴兴地回家。

Djir-Sarai:从我的角度来看,这是很德国的东西。我不认为波斯人会这样去散步。

Djir-Sarai:伍尔夫(Christian Wulff)曾经把我和阿富汗大使搞混了。他当时是下萨克森州的州长,我是新任的联邦议院议员。当时在汉诺威有个联邦部队的招待会,一位工作人员向我问好。当他称呼我为 阁下 时,我就应该怀疑搞错了。在招待会上,伍尔夫说阿富汗大使也在场。他转向我,与我握手并说:您今天在这里,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Djir-Sarai:这个我不太擅长,反正我有时也会开开玩笑。唯一愚蠢的是,一年后他来参加了我们的议会小组会议。在谈话的间隙,他说:请问您今天是以什么身份来的?

《明镜》:世界上像伊朗政权这样极端的很少。该政权强迫妇女戴头巾,处决同性恋者,并残酷地抗议活动。来自伊朗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Nouripour:当我听到人权活动家纳斯林 · 索托德(Nasrin Sotudeh)被判处33年监禁和148下鞭刑时,我几乎难过得无法忍受。她工作的核心是拯救儿童免遭处决。

Djir-Sarai:人权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当然,我密切关注在伊朗发生的事情。如果那里的人们不能表达自己的声音,那么我们的任务就是帮他们发声。有时我会被指责,因为我出生在伊朗,所以对伊朗问题格外严苛。我对此感到非常恼火。这意味着别人认为,我不能针对伊朗做出客观和清醒的决定。可我是一名德国政客,不是流亡的伊朗人。

《明镜》:对待伊朗的正确方式是什么?应该保持与统治者的对话,还是像特朗普那样依靠强硬和压力?

Nouripour:我们主要的安全利益是防止中东地区拥有核武器。如果伊朗人有核武,或者假装有核武,以沙特为首的其他国家也会努力争取拥核。那我们的邻居地区就会核武装化。这就是为什么伊朗核协议如此重要,为什么特朗普的高压战略如此具有破坏性。

Djir-Sarai:核协议对于世界来说,是对伊朗政权的一次信任上的飞跃,但这种信任并没有得到回报。伊朗现在既不愿意谈论其导弹计划,也不愿意谈论它在中东地区的作用。

Nouripour:这不是信任问题,而是控制问题。该协议对伊朗的实行了有史以来最严格的控制。当协议消失后,这些控制也将不复存在。

Djir-Sarai:没有美国,核协议就不再有任何意义。从他们退出核协定的那一刻起,协议已经死了。如果相信仅靠欧洲人就能挽救,那太天真了。

Nouripour:你想告诉我什么?我们是否应该坐在沙发上吃着薯片,然后看着自己的脚瑟瑟发抖?如果想阻止伊朗拥核,我们必须做些什么。但因为马斯(时任德国外交部长)等人没有勇气进行实质性的交付,我们离失败越来越近了。我们本可以做更多,例如为贸易公司Instex配备更多的人员和资金。Instex本应在美国制裁的情况下实现民用商品的贸易,但到目前为止,它只虚有其表。

Nouripour:腐败和治理不良是盗贼统治(Kleptokratie) 的长期困扰。美国的制裁只不过进一步恶化了伊朗的经济状况。人们在上街反抗政治压迫、经济不佳和生态灾难。大城市的雾霾和水资源短缺并不是因为美国,而是自己造成的。

Djir-Sarai:伊朗的情况不是从特朗普施压才开始的。伊朗的主要问题是腐败、治理不善和缺乏公民权利。即使没有特朗普,伊朗局势也会恶化。

Nouripour:伊朗儿童没有癌症药物可用,这显然是由于美国的压力。有西方组织对此进行了研究。

Djir-Sarai:那是还未经论证的观点。另外,伊朗人也不认为他们的困境应归咎于特朗普一人,他们认为腐败的政府应该负责。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伊朗人都上街了。

《明镜》:政府残酷地了抗议活动,可能有超过200人死亡。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和欧洲应该如何反应?

Nouripour:我担心死亡人数要多得多,可能会达到四位数。此外,7000多名被捕者中可能还会有人被处决。因此,欧洲人不能保持沉默,并且要大声抗议,让当权者清楚地知道他们的行为受到了密切关注,他们不能再继续滥杀无辜。在这里,我们的外交部长也缺乏勇气;他的独特卖点之一是避免有时很有必要的危机外交。有时我感觉马斯有“出行过敏症”。

Djir-Sarai: 伊朗共和国的政治制度不可能再改革了。不会有一个伊朗的戈尔巴乔夫站出来打开大门。现在,伊朗当局感到自己的统治受到了威胁,因此比以往更加严厉地打击反对者。欧洲希望伊朗保持稳定,但当这么多人在短短几天内被杀害时,德国和欧洲决不能保持沉默。甚至可以说,德国和欧盟的沉默是可耻的。我们必须谴责侵犯人权的行为,而不是只谈论核协议。

《明镜》:德国政治家是否应该与伊朗政权的代表保持联系?德国联邦议院副议长Claudia Roth因与伊朗议会议长、仇视以色列的Ali Laridschani 会面而受到猛烈抨击。

Djir-Sarai:这取决于具体的情况。我是德国-伊朗议会小组的主席,如果我不与伊朗的政治家交谈,那就太荒唐了。我不知道现在我是否会与Laridschani先生会面,但我不并谴责这种会面。

Nouripour:并不应该让政治对话所引发的问题来影响外交。对话应该用于互相交谈,了解问题,考虑可以采取的措施,了解对方的诉求等。

《明镜》:这像是自民党人按照汉斯·迪特里希·根舍的传统采取的态度。但绿党希望建立基于价值观的外交政策。

Nouripour:有时你必须与罪犯交谈,以防止发生更糟糕的事情。当我还是个孩子时,因为我的父母忙于工作,我的叔叔常照顾我。我从他那儿学会了阅读和写作。哈桑叔叔被处决时还不到20岁。处决前几分钟,他从监狱打电话向我告别。今天,我依然与那些参与了我叔叔的处决的人会面,这让我无尽地痛苦,但这是必要的。在外交政策中,我们经常要超出个人痛苦的上限。

Djir-Sarai:我不认为基于价值观的外交政策和由利益驱动的外交政策之间有什么矛盾。在外交政策方面,我们绝不能天真地行事。人们只能与愿意对话的人对话。

《明镜》:Djir-Sarai先生,Nouripour先生,感谢你们接受采访。

在该采访的印刷版付印后,美国在周五晚上杀死了伊朗最有权力的人之一苏莱曼尼将军。在电子报版中,我们向两位采访者追问了以下问题。

《明镜》:周五晚上,美国杀死了伊朗的高级将领卡西姆·苏莱曼尼(Qasem Soleimani),伊朗威胁要进行报复。如果现在爆发战争,德国应该站在美国人一边吗?

Djir-Sarai: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正在升级。对伊朗指挥官苏莱曼尼的袭击比杀死影响更大。伊朗政权将迅速作出反应。必须防止战争,这将是德国和欧盟的一项重要任务。

Nouripour:没错。但不幸的是,这是马斯长期的缩头外交给我们带来的苦果。自美国人退出核协议以来,他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没有交付任何东西,很难期待他接下来进行有效地危机外交。但我们迫切需要它,因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军事对抗,不仅会破坏我们邻近地区的稳定,连整个中东地区都会处于动荡之中。(完)

PS:Christiane Hoffmann一年前还是《明镜》驻柏林办公室主任,现在也改行,成为新政府副发言人之一。她是由绿党提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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